资本主义，科层制与男同性恋 part2

男同性恋

科层制

资本主义

part 2

作者| DAVID F. GREENBERG & MARCIA H. BYSTRYN

译者| 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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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至上的意识形态

”

在英国，16与17世纪的商业革命将男性从家庭工作中移除，这彻底改变了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大约在同一时期，清教徒重新将婚姻定义为个人（不是家庭）凭借爱情缔结的契约关系[24]。

虽然，清教思想主导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宗教文化，但直到19世纪早期，家庭仍然是大多数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杰克逊时代，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妇女的活动被限制在家庭范围内，同时，这也将家庭从一个生产单位变成了一个“无情世界的避难所”[25]，至少在理想状态下，男性得以借此通过他们的妻子来修补异化劳动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为了合法地在社会劳动（原文为job，这里笼统地翻译为社会劳动，至于家务劳动属不属于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这里暂且不展开讨论）中排斥妇女，男性借用清教教义来表达他们对家庭生活的狂热推崇——一些女性后来也接受了这种论调。

注：

24.R. Hamilton (1978),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A Study of Patriarchy and Capitalism. Winchester, Massachusetts: AUen and Unwin; M. Walzer (1968), The Revolution of the Saints: A Study in the Origins of Radical Politics. New York: Atheneum, pp. 193-194.

25.C. Lasch (1977), 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New York: Basic.

由此产生的家庭意识形态要求一夫一妻制，同时将性行为与爱情以及生育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尽管有漫长的青春期，他们仍然主张儿童在性方面应该保持贞洁，并赞成严格的性别分工。虽然婚外性行为不一定对某些类型的家庭构成威胁，但对于主要通过情感关系维系的家庭而言，这可能确实是一种威胁，情感关系总是脆弱的。

尽管在19世纪，对于家庭的威胁并不是关于男同性恋的著作中的重要主题[26]，但是对于性行为正常与否的判断标准来自异性恋，这种意识形态排斥家庭之外的性表达，按照这种标准，同性恋是不正常的，正如我们在下文所述，同性恋作为家庭威胁的观点在20世纪后期变得更加流行。

注：

26.另一方面，关于手淫的文献明确指出手淫会使人对异性失去兴趣以及导致随之而来的不合群和孤立，或者做出不符合性别角色的行为(男孩害羞，女孩轻浮和自信)，这些都是手淫不良后果。

“

同性恋的

医学化

”

在1879年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大多数州都修订了鸡奸法或通过了新的立法，首次将口交定为刑事犯罪。医学界在推动这项立法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27]。1880年至1890年间，因“反自然性行为罪”（"unnatural crimes"）而入狱的人数增加了3.5倍[28]，尽管这十年间的人口增长率仅为25%。与中世纪一样，这项立法的覆盖面极广，不仅限于同性性行为，但在具体执行中，执法却主要针对同性恋违法行为。

在英国，当1885年的《拉布谢尔修正案》（Labouchere Amendment）将法律禁止的性悖轨范围扩大到“任何男性在公共场合或私下，单独或伙同其他当事人，诱使或试图诱使其他男性，与之有严重猥亵行为的”都属鸡奸罪时[29]，同性恋并不是一个公众关注的热点，但在本世纪的最后几年，同性恋性丑闻的曝出以及被起诉（其中，以奥斯卡·王尔德的审判最为著名）说明，人们对同性恋的恐惧与日俱增[30]。

注：

27.R. Hamoway (n,d.), op. cit.

28.J. Katz (ed.) (1976), Gay American History: Lesbians and Gay Men in the U.S.A. New York: Thomas Y. Crowell, pp. 36-37, 39.

29.虽然该修正案的通过经常被认为是强烈的反同情绪的表现，但显然事实并非如此。史密斯(F.B. Smith)指出，拉博切尔把自己的修正案附加到《刑法修正案》(Criminal Law Amendment Act，该法案提高了女性的默许年龄)中，只是为了开个玩笑，目的是想要诋毁它以便推翻这项立法。支持通过该法案的“社会净化运动”组织从未在他们的小册子中提及同性恋。在议会对该法案为期两年的讨论结束后，围绕拉博切尔修正案的深夜辩论极其肤浅，而且不确定批准该法案的议员是否理解其中的条款。F.B. Smith (1976), "Labouchere's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Bill," Historical Studies 17: 165-175, according to H.M. Hyde (1970), op. cit., pp. 135-136, and K. Plummer (1975), Sexual Stigma: An lnteractionist Account. Bost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30.S. Rowbotham (1977), "Edward Carpenter, Prophet of the New Life," pp. 25-138 in Sheila Rowbotham and Jeffrey Weeks (eds.), Socialism and the New Life: The Personal and Sexual Politics of Edward Carpenter and Havelock Ellis. London: Pluto; K.B. Davis (1972), Factors in the Sex Life of Twenty-Two Hundred Women. New York: Arno Press; J. Weeks (1977), Coming Out: Homosexual Politics in Britain,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London: Quartet.

和美国一样，19世纪晚期的英国和欧洲大陆的医生们开始将同性恋视作一种病理类型或身体异常[31]。这一发展标志着早期基督教禁令的世俗化，也意味着人们对同性恋的关注点从刑事犯罪行为转移到同性情欲与性吸引上——不管是否发生了同性性行为。正是在这一点上，同性恋者作为一个概念首次出现[32]，同性恋不再仅指一种性行为。

由于在19世纪的英国与美国，医学是一个竞争特别激烈的职业[33]，医生们会有同样的反同情绪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像数目更庞大的中产阶级一样，都要屈从于同样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但另一方面，他们的突出性却没有得到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深入地参与到重新定义同性恋的过程中去，设计出控制同性恋的新方法并最终付诸实施？为什么他们新引入的同性恋的医学概念在医学界之外也能被接受？

注：

31.注释丢失，pdf版原文中也没有。

32.其实早在很久以前，人们就已经认识到同性恋的这个独特的社会角色，但不清楚这种角色是否仅仅被认为是一种个人选择。See, for example, M. Mclntosh (1968), "The Homosexual Role," Social Problems 16: 182-192; R. Trumbach (1977) "London's Sodomites: Homosexual Behaviour and Western Culture in the 18th Century,"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1: 1-33.

33.M.S. Larson (1977), The Rise of Professionalism: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p. 20-21.

杰弗里·威克斯（Jeffrey Weeks）指出[34]，同性恋医学概念的几位主要支持者本身就是同性恋者或者同性恋者的配偶。他们的论点是，同性恋大多是先天性的，自己无法控制——这是一种在犯罪行为唯意志论（viewed crime voluntaristically）的法律体系下取得豁免权的策略。“如果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他们继续争论道，“那么就不应该因此受到惩罚”。他们想要利用现有的无罪释放理由，比如精神错乱辩护，来结束对同性恋的法律迫害。

虽然少数“医生”（“medicalizers”）可能希望借此为同性恋者提供庇护以抵抗迫害，但显然其他“医生”并不这样想。如此一来，意大利医生和实证主义犯罪学家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35]认为特殊环境导致的同性恋越轨行为（如士兵和学生是被剥夺了向异性发泄性欲的机会）只需要轻微处罚就可以了，因为在正常环境中，他们不太可能复发，但是他也主张长期监禁“先天性”的同性恋者以控制传染源[36]。那个时期的外科治疗手段不太可能是由同情同性恋的人设计出来的。此外，提及“医生”们的动机——无论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都不能解释为什么同性恋是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先天形成的，以及为什么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能被人接受。

注：

34.J. Weeks (1977), op. cir.

35.C. Lombroso (1911), Crime, Its Causes and Remedies. Boston: Little Brown.

36.同性恋的传染性备受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因受引诱而成为同性恋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次，同性恋通常不被认为是特定人群才有可能得的疾病。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退化理论家大都表达了对同性恋结婚的恐惧，他们害怕这会将基因缺陷遗传给后代。

19世纪末，对许多越轨行为（如犯罪，精神错乱，智力低下，贫穷和酗酒）的生物学解释在欧洲和美国流传开来[37]。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法国的精神病学家将这些不同形式的越轨行为归因于渐进性退化，这是一种遗传性疾病，可能是由不良行为习惯（例如过度饮酒）或不健康的生活环境（过度拥挤的住房，恶劣的工作条件）引起的。1870年至1871年，法国军队对德国军队的失败使人们相信法国人的人口素质确实在退化[38]。然而，退化理论之所以能迅速传播到法国以外的地方可能是由于19世纪城市和工厂肮脏的环境使得该理论看起来更有说服力。1886年，德国神经病学家克拉夫特-埃宾（Krafft-Ebing）在《退化的性精神病》（Psychopathia Sexualis）一书中提到了同性恋。

19世纪70年代，龙勃罗梭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该观点借鉴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龙勃罗梭认为，退化是一种生物返祖现象——倒退到进化的早期阶段——而无法在现代社会充分发挥作用。这种观点也影响了医学典籍对同性恋的认识。这两种观点都将性取向与于个体的生理构造联系在一起，并认为同性性取向在医学上是不正常的。

注：

37.描述一些包括同性恋在内的不同类型的越轨行为的发展方式;但是他们没有解释这种趋势发生的原因。P. Conrad and J.W. Schneider (eds.) (1980), Deviance and Medicalization: From Badness to Sick- ness, St. Louis: C.V. Mosby.

38.T. Duesterberg (1979), Criminology and the Social Order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Un- 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这些对越轨行为（deviance）的生物学解释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非常流行，因为它们迎合了中产阶级和上流阶级对城市化、阶级斗争和移民问题的焦虑。对稀缺劳动力的高需求推动了工资的上涨，吸引了来自欧洲和东方的移民。到本世纪末，劳资间的暴力纠纷以及新移民对市政管理的参与，威胁到了本土新教中产阶级和上流阶级的政治主导地位。

退化理论（Degeneracy theory）和达尔文主义对这些阶级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们使现有的财产和权力分配合理化。本世纪初，当企业规模还很小的时候，贫穷以及与之相关的“病态”（pathologies），如犯罪，可以归结为道德缺陷，如懒惰和缺乏“意志力”（willpower），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信的。但是，随着职业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且对相关的技术技能提出要求，随着工作日益和科层组织产生关系，随着开办一个企业需要更多的资金，道德缺陷不再是失败的合理解释。越来越多的解释指出这是先天智力缺陷导致的[39]。阶级之间日益扩大的社会差距也使贫穷和越轨理论变得更加可信，这些理论假定社会越轨者和受人尊敬的人之间，以及阶级和种族之间存在先天差异。最后，达尔文主义者的学说以牺牲“劣等”人（"inferior" peoples）为代价，为帝国扩张提供理论支持，在美国开始挑战欧洲列强的霸权，争夺世界主导地位之时，这一理论对人们又有了新的吸引力。

注：

39.G.G. Gonzalez (197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opoly Capitalism and Progressive Education," The Insurgent Sociologist 7: 25-42.

尽管比较严谨的达尔文主义分析可能会认为，“有缺陷的人”（defectives）应该让其自行消失，但改革派（refomers）担心，自然选择和生物进化上的自由放任政策将会面临失败。受黑格尔积极国家观和社会演化理论（a Hegelian view of the positive state and an organic conception of society）的启发，他们呼吁政府应该协助自然淘汰这些不健康的人。改革派担心，如果不赶紧采取极端措施的话，持续的移民、不断下降的本地生育率以及城市和工业生活的恶劣影响，将会导致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衰落。根据威克斯[40]的描述，19世纪末的一场英帝国主义的危机引发了民众对英国青年活力和男子气概的担忧。

由于退化和演进理论为包括贫穷、精神错乱、犯罪、智力低下、劳资冲突和性倒错在内的一系列广泛的社会问题提供了解释，该理论建议的政府应该加以干预的范围也很广。在许多情况下公共健康和卫生措施是被提倡的，以便消除不健康的生活环境对人的有害影响。至于如何处理上述病态行为，人们认为优生学和绝育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它们可以防止将遗传缺陷传给下一代。采取这些措施都是为了控制“需要依靠赡养度日和易造成威胁的群体”（the dependent and dangerous classes），其中包括同性恋者。

注：

40.J. Weeks (1977), op. cit., p. 18.

更进一步的改革派则根据自己的社团主义（corporatist）意识形态提出了一种更为明确的构想，这为解决这些难题增添了新的动力。面对阶级斗争，他们力图抑制贪婪的本性，以达成一种阶级间要相互依存的共识，对待公共生活必须尽可能保持宗教的灵性（spirituality）和动机的纯洁。男性的欲望，诸如手淫、同性恋和嫖娼，都是改革者希望消灭[41]的自私的缩影。对一个节俭的小资产阶级来说，禁欲已不再是一个自制力方面的问题了，而是作为一种转移男性与女性之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大战略的一部分。

对越轨行为的生物学解释除了在中产阶级和上流阶级中普遍受欢迎外，这种解释也立即引起了医学界的兴趣。因为它更符合医生的职业意识，而不是任何其他职业的职业意识(与其他越轨行为监管人尤其是律师和牧师的职业意识截然相反)。当时，社会问题的医学化也为医生提供了一种更好的职业前景，即通过扩大其传统管辖范围，而去染指那些新发现的非公认的疾病，从而提高职业声望。例如，世纪之交的医生呼吁立法者在起草针对道德的立法时应先咨询医学界的意见。如前所述，医生们在创造一种新的准科学意识形态（a new quasi-scientific ideology）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意识形态合理化了对同性恋的压迫，并将这种压迫理论付诸实践[42]。

注：

41.For England, see ibid., p. 16; for the United States, see D.J. Pivar (1973), Purity Crusade. West- port, Connecticut: Greenwood.

42.这一思想和其执导的实践很快就受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挑战，它将作为病理学概念的同性恋从生物学层面转移到了心理学层面。但在治疗实践中，这种古老的观念从未消失。这里我们不追溯精神分析观点的发展。see P. Conrad and J.W. Schneider (eds.) (1980), op. cir.

19世纪晚期，生物学与医学上的成就赋予现代医学的声望与名气使得其与以慈善为本的传统医疗护理相比，无疑更能接受同性恋是一种疾病且需要治疗的新观点。这种观点将性悖轨者解释为因病态而无法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并认为诸如绝育和阉割之类的强制手术治疗措施对于这种疾病是有帮助的。这使得传统法律原则中可能排除的强制医学干预手段在现代社会成为合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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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3